曾幻想-如今澳大利亚回到现实-以印度替代中国 (想想曾经想想如今)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于7月12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行程涵盖上海、北京、成都三地。值得注意的是，此访是其2022年就任总理后的第二次访华，也是今年5月连任后的首次外访，正值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第二个十年。

澳大利亚如何在强化与美国安全同盟的同时，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曾有“以印度替代中国”的设想，后来面临哪些挑战？观察者网就此与亚太问题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于镭展开对话。

7月12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抵达中国上海 路透社

“双院”战略，英联邦传统塑造地缘认知

“澳大利亚深受英帝国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区域安全观。”于镭指出，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将亚太地区划分为两个战略区域：南太平洋地区被视为其“后院”，而东南亚地区则被视作“前院”。这种“双院”战略构想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取向。基于这种地缘政治认知，澳大利亚在联邦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始终将英国视为亚太地区的霸权国，并将自身定位为亚太地区的次霸权国。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国家，澳大利亚的定位也发生转变，认为自己是亚太地区的四大“中等强国”之一。小布什总统任内曾公开表示，美国是亚太地区的“警长”，而澳大利亚是“副警长”，这番言论既体现美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视，也显示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在该地区有自身的战略考量与安全思维。

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在战后坚定奉行“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坚固的军事盟友”的立场，认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是其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形成了深度战略捆绑。

冷战后期，由于中国反对苏联扩张，与美澳在战略上存在一定共识，因此当时澳大利亚并不存在明显的“选边站”问题。

“最大贸易伙伴并非军事盟友”，澳大利亚的选边困境

据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已跻身澳大利亚第三大商品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和美国。而到了2009年，中国对澳贸易额实现飞跃，首次超过日美，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对象。

进入21世纪，伴随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中澳经贸联系迅速深化。由此，“如何在中美关系中维持平衡”逐渐演变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曾公开表示，澳大利亚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强调：“澳大利亚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并非完全等同于美国。”

2004年，美国进一步向霍华德政府施压，要求其明确态度：“一旦中美爆发冲突，澳大利亚是否会站在美国一方对抗中国？”对此，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回应指出，《美澳同盟条约》并不意味着澳方必须自动介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条约仅在“第三国对美国或澳大利亚领土发动武装攻击”时才具约束力。于镭分析认为，霍华德政府此番回应清晰展现出其战略上的谨慎，一方面力图维持对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又避免挑战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底线。

2009年，澳大利亚首次面临“最重要贸易伙伴并非法定安全盟友”的现实局面，随之引发澳大利亚国内关于如何协调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激烈争论。在这一背景下，霍华德之后的陆克文与吉拉德政府基本延续其“平衡外交”的策略，努力在深化对华经贸关系的同时，稳住与美国的战略安全纽带，力求在中美之间维持相对灵活的外交空间。

这种“平衡状态”大致维持至2016年下半年。彼时，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因达尔文港租赁权由中资企业获得，公开表示该结果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引发广泛关注。而继任的莫里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立场则更为强硬，先后质疑中国留学生涉及间谍活动、限制中资并购澳企，并推动多项审查措施，从而使中澳关系紧张升级，并导致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达到历史峰值约165亿澳元（约合120亿美元）。然而，随着中澳关系日益紧张，投资额急剧下降。2019年投资降至约25亿澳元，2020年进一步下降至约10亿澳元，下降幅度分别为47%和61%。

于镭分析指出，这一经济冲击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广泛不满情绪，客观上为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赢得大选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政府上台后，其外交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钟摆回调”特征，一方面通过缓和外交辞令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则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试图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以印度替代中国”？澳前总理的一厢情愿

正因如此，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围绕“是否能够替代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辩论。

2021年8月，澳印贸易特使、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指出：“解决与中国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印度”，并主张“印度完全可以取代中国”。他认为，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更是号召民主国家“摆脱中国依赖”的重要信号。

然而，“从数据角度来看，这一构想并不现实。”于镭指出， 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额约为1600亿澳元，而根据澳大利亚官方预测，到2035年，澳大利亚对印度的出口总额仅为350亿澳元。换言之，即使到2035年，印度市场的容量仍远无法替代现有的中国市场。

实际上，中国目前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澳大利亚约33%的出口商品销往中国，中国也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澳整体国际贸易中占比高达25%。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每年带来约700亿澳元的顺差收入，在澳外汇结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由此可见，中国市场对于澳大利亚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现实迫使澳方在处理中澳关系时，必须在经济利益与战略考量之间进行权衡与协调。”于镭表示。

“此外，中国始终倡导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强调地区稳定与共同繁荣。在多边区域合作中，中国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三化进程。”于镭认为，这一理念与澳大利亚长期主张高度契合。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澳大利亚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尤其重视亚太地区的制度性开放与合作机制。在理念层面，中澳在推进亚太经济繁荣方面目标高度一致。

不过，于镭也指出，尽管两国存在诸多共识，当前一些域外大国的介入使亚太局势日趋复杂。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为中澳合作带来更多挑战，也增加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战略抉择与平衡路径，阿尔巴尼斯的现实考量

据路透社7月11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启程前往北京前表示，澳方将坚定推进AUKUS核潜艇项目，且不会因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动摇，仍将维持与美英的深度防务协作。

AUKUS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于2021年成立的军事安全联盟。核心内容包括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共享先进军事技术。该联盟被视为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7月14日，澳大利亚联合美英日在内的19国联合军演正在进行中 美联社

于镭表示，这一立场延续了前总理莫里森时期的政策导向，后者曾高度评价AUKUS合作，凸显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深度依赖。

另据美联社7月14日报道，澳大利亚正与美、日、韩、英等18国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及周边海域举行“Talisman Sabre”联合军演。此次军演为该系列演习启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在回应中国在南海与西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

除防务合作外，澳大利亚在经济安全领域也日益加强与美西方的协同。2023年，拜登政府发起“关键矿产联盟”，澳大利亚作为矿产资源大国积极参与其中，力图在这一多边平台上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强化与美西方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澳方不仅希望巩固在全球战略资源供应链中的地位，也意在提升本国经济安全与产业链韧性。

“然而，这一战略布局存在明显短板。尽管资源储量丰富，澳方却在精炼与加工环节严重依赖中国。”于镭指出，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矿产精炼技术基本上集中于中国。在稀土、铁矿石等关键领域，澳大利亚虽拥有全球领先的资源储量，却因缺乏中国主导的高端提纯与深度加工技术，难以实现资源价值的完全释放。

“回顾近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澳关系依旧稳固。美国致力于整合盟友力量，巩固其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持续推动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然而，特朗普政府奉行激进的‘美国优先’政策，动摇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

于镭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反而促使澳大利亚政府逐步强化对外战略的多元性，开始探索更加平衡的外交路径，积极拓展与中国在区域事务与经贸领域的合作空间。因此，面对中美竞争日益加剧和对双方结构性依赖的现实掣肘，澳方愈发倾向于维持“模糊选边”的姿态，以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在这一背景下，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钟摆回调”正是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灵活调整的体现。一方面巩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现实。未来，澳大利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权衡安全与经济、价值观与现实利益，将成为其对外政策持续面临的核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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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娜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威胁着世界。 西班牙语“El Nino”意为“小孩”，写成“EL NINO”则是“圣婴”（Christ child）的意思。 这个词最初出现在19世纪，当时的秘鲁航海家发现，每隔数年，在圣诞节前后，海岸附近的海水温度升高，海流变向朝南。 同时，气候变坏，象天性反复无常的小孩在大发脾气。 正常情况下，强劲的西向贸易风将太平洋南美洋面的海水吹向亚洲，在温暖的海水上面，潮湿的空气上升，大气压降低，导致大量的降雨，滋润了亚洲的雨林。 同时，高空的冷空气流向南美，在那里形成高气压，导致南美太平洋沿岸降雨减少，成为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但是调皮的“圣婴”改变了这种天气模式。 西太平洋沿岸的大气压升高，导致从澳大利亚到印度的阶段性干旱天气。 贸易风减弱，在极端的年份甚至变成向东吹。 在气象学上，“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南美赤道附近（约北纬4度至南纬4度，西经150度至90度之间）幅度数千公里的海水带的异常增温现象。 由于水的比热要比空气约大四倍，密度约大1000倍，因此海水温度的微小变化所释放的热量就可使其上空的大气环流发生剧烈变化，造成气候异常。 原来，太平洋洋面并不是完全水平的。 在南半球的太平洋上，由于强劲的东南信风向西北横扫，将海水也由东南向西推动，结果是位于澳大利亚附近的洋面要比南美地区的洋面高出约50厘米。 与此同时，南美沿岸大洋下部的冷水不停上翻，给这里的鱼类和水鸟等海洋生物输送大量养料。 令人不解的是，每隔数年，这种正常的良性环流便被打破。 一向强劲的东南信风渐渐变弱甚至可能倒转为西风。 而东太平洋沿岸的冷水上翻也会势头减弱或完全消失。 于是太平洋上层的海水温度便迅速上升，并且向东回流。 这股上升的厄尔尼诺洋流导致东太平洋海面比正常海平面升高二三十厘米，温度则升高2-5摄氏度。 这种异常升温转而又给大气加热，引起难以预测的气候反常。 例如，厄尔尼诺曾使南部非洲、印尼和澳大利亚遭受过空前未有的旱灾，同时带给秘鲁、厄瓜多尔和美国加州的则是暴雨、洪水和泥石流。 那次厄尔尼诺效应造成了1500余人丧生和80亿美元的物质损失。 最近几年，人们常常听到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这两个气象术语，成了人们议论较多的气象名词。 拉尼娜是与厄尔尼诺相对的名词，它来源于西班牙语译音，意思是“小女孩”。 我们知道，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海温的增暖现象。 而拉尼娜正好与之相反，是指赤道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海温的降低现象，是热带海洋和大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拉尼娜现象每隔3～5年都有一次较强的表现，从近几年的表现看，同厄尔尼诺相比，有逐渐变弱的趋势。 拉尼娜现象的出现，会使全球许多地区的气象灾害发生转变，但其影响强度不如厄尔尼诺。 拉尼娜出现时，由于热带地区的大气环流受到明显影响，易引发风暴和降雨过程，使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 据科学家们研究证明，我国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就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综合影响的结果。 另外，拉尼娜现象的出现，还可能造成冷冬热夏。 科学家正在加紧对拉尼娜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掌握它的规律，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生。

为何黄色人种又叫蒙古利亚人种

其实“蒙古人种”这个说法叫“黄种人”应该更为贴切。 看论坛经常有人提到这个词汇，暂且称其为“蒙古人种”，因为十分容易和“蒙古族”概念产生混淆，特意对这个概念解释整理了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参考资料） 1、蒙古人种的体征： 肤色呈黄色或黄褐色，头发大多黑且直而硬，胡须和体毛不发达；脸型有扁平的，还有窄长的。 下巴不凸出，但是有些人较尖，有些则为较扁。 颧骨突出。 鼻宽度中等，鼻梁不高；唇厚适中，大多略向前突出；眼裂中等，眼球呈褐色，上眼睑褶发达，大多有内眦褶遮盖泪阜，眼外角一般高于眼内角。 头骨上表现的特征是鼻尖点指数中等，眼眶较高。 美洲印第安人面部不象亚洲的蒙古人种那样扁，鼻子的突出度也稍大。 上门齿舌面的铲形结构也是黄种人的显著特征之一。 2、蒙古人种的分布： 蒙古人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人种，主要分布在东亚的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南亚的不丹，锡金；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东帝汶。 在俄罗斯，尼泊尔，印度，美洲各国，也有相当多的黄种人。 东南亚的除了中国人，其他的黄色人种是马来人种。 另外，蒙古利亚人种从两万年前，开始从东亚向周围迁徙。 所以，今天的中亚，西亚，南亚，东欧，中欧，北欧，很多的民族是黄白混血种。 而今天的东南亚，太平洋诸岛，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很多的民族是黄种人与赤道人种的混血种。 地理大发现后，美洲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白人又发生了广泛的混血，这种现象在拉美更加明显。 3、蒙古人种的划分： 大多数中国人及周边一些国家的人群属于现代蒙古人种，可以分为五个亚种： a，北亚亚种： 现代蒙古族的种族类型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北亚亚种，又称作西伯利亚亚种或大陆蒙古亚种，是蒙古人种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主要分布于中央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亚洲大陆的腹地。 其他的区域性蒙古人种类型包括： b，东亚亚种，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和朝鲜等东亚地区； c，南亚亚种，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一带的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地； d，东北亚亚种，主要分布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和美洲北部的阿拉斯加、格陵兰岛等极地附近地区，以因纽特人、阿留申人为其主要代表； e，美洲亚种，即印第安人的各个类型群，该人种广泛分布于南、北美洲大陆。 这些人群在体质特征上虽然有一定差异，但都属于蒙古人种的范畴。 我国目前居民的主要种族成分是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北亚和南亚亚种。 4、人种分类的形成： 19世纪时，有多位自然科学家在种族的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Georges Cuvier、James Cowles Pritchard、Louis Agassiz、Charles Pickering、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其中Cuvier将人类三分，Pritchard七分，Agassiz八分，Pickering十一分。 Blumenbach的五分法则是19世纪时比较常见的： 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主要分布在欧洲、西亚等地 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中亚、东亚等地 埃塞俄比亚人种，即黑色人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等地 美洲人种，即红色人种，主要分布在美洲 马来人种，即棕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于被亚阿尔泰民族（注意：和20世纪的棕色人种不同） 在Blumenbach之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渐渐将美洲、马来两个人种归并于蒙古人种，结果进入20世纪初剩下三个主要的人种： 尼格罗人种，即黑色人种 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 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 20世纪最常见的分法是由美国人类学家Carleton S. Coon提出的： 刚果人种，即黑色人种 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 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 澳大利亚人种，即棕色人种 从以前的划分上可以看出，“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但是不能说白种人都是高加索人吧，“刚果人种，即黑色人种”、蒙古人种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蒙古族是蒙古人种体征上比较典型的代表，是蒙古人种五大分支中的“北亚亚种”。 蒙古人种，跟蒙古人、蒙古族这两个概念容易产生混淆，前者为人种学名，后者为民族概念。 因此一般称为“黄种人”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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