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新华社评论员 (谱写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 电　题：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新华社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一幅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城市图景在中华大地铺展开来。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直穷绝顶高，始觉天地阔。”做好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做好城市工作。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不断开创城市发展新局面。

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无论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还是城市治理，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努力。要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牢牢兜住民生底线，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城市发展质量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做好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要牢牢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这条主线，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使城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改革赋能发展，创新决胜未来。做好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的内在要求，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的办法解难题、促发展、开新局。要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有效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城市动能，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要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做好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这项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着力提高落实各项任务部署的能力。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和运用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发展合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上，让我们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上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起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添砖加瓦，共同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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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国国防的演变,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论文

服了~~~~~~~~~~~~~~~摘要]从文献计量角度研究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可将其分成三个阶段，即1985年之前的学科草创、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21世纪以来的学科转型。 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演进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变化、与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发展、与国家实力增强，以及与经济学术进步息息相关，战争形态的发展也推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进步。 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呈阶段性、动态性和不均衡性，滞后于主流经济学发展。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国防经济学发展表现出跳跃性、平稳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未来则有与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新中国　国防经济学　演变　特征[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1—0080—08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经济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大量经验教训，对此加以总结研究，无疑可以洞观长期以来在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与国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防经济学围绕国家利益指导下的军事战略变化，研究军费投入、军工生产和管理、军事人力资源、战争冲突以及裁军等国防经济问题的思想变化过程。 而对于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根本的任务是全面回顾国防经济学演进过程，在全面搜集、整理、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当代国防经济学学科体系，分阶段、分专题整理出不同线索，如不同阶段的军费研究、军工经济研究等，确立学术发展本身的基本事实，揭示其发展脉络，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简单评价，评价标准将采用还原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史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方***，揭示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历史科学。 本文将在回顾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基本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剖析学科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和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并为学科建设提供丰富材料，为国防战略决策提供学术依据。 一、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正在成为当代经济学领域一门兼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学科。 从整理文献中发现，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经过前17年观念形成与视野开拓、“***”十年战备动员研究，真正系统的学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建立起一个包括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多门内容充实、现实性强的分支学科在内的、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理论体系。 从国防经济学演进历程看，似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85年以前的学科草创、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科转型时期。 (一)1985年以前的学科草创这一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阶段。 1.1949～1966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国防经济学在战争经济研究基础上，针对新现实，运用新手段，全面研究新中国国防建设问题。 在此阶段，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外国防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文献聚集度看，主要是研究美国国防经济政策与问题的深刻影响，大量文献被翻译引进，学界针对美国国防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军费变化、军工经济以及军事采办和军火贸易问题、军事人力经济学与裁军问题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美国依靠军事实力，通过不断增加军费拨款，广泛建立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其目的是独霸世界，主要思想支撑就是“实力论”。 该阶段国防经济学尽管并无国防经济学科正式建立，但无论是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以及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已经与当代经济学范围出入甚小。 2.1966～1976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由于“***”的爆发而趋于停滞，国防经济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战备经济领域。 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十年中研究论题基本上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围绕“深挖洞、广积粮”式战备动员和“劳武结合”式军备建设展开。 在“***”后期，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了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减少军队员额、提高军队战斗力的要求，故对此问题的论述较多。 但是该阶段很少有产生长期影响的学术成果。 主要论(译)著散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其他地方报刊，如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的通讯和综述文稿等，党的文献也占一定分量，这些资料都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声音，受到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国防战备经济学术思想的演变。 该阶段苏联海权的崛起初步受到关注；台湾学界对于中***事思想及海权的研究有所进展，代表性论著如：《国家建设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杨珍《海权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8年)、魏汝霖、刘仲平《中***事思想史》(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9年)等。 3.1976～1985年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了国防经济学科的建立和一批国防经济研究机构的涌现1975年，***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思想。 进入新时期后，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总目标。 围绕着这些重要思想，学界更加注重国防建设中的科技与经济问题研究。 该阶段发生的几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直接推动了国防现代化学术研究。 瞄准战争准备的需要，认真研究现代局部战争的主要经济和技术特征，提出应对措施的应用性研究，成为该阶段的一个亮点。 此阶段，国防经济研究方法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基础，但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动下，一些运用现代观点和方法，如“系统论”等三论的学术成果已经崭露头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国防经济学创新；同时学科的成立为各种研究机构科学运用学术资源、展开现代战争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平台，并促使下一阶段国防经济学繁荣时期的到来。 (二)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该时期国防经济正式列入学科目录，成为应用经济学的有机组成，学术研究空前繁荣，钱学森、宦乡等贡献很大。 先后涌现了一批专家学者，一批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始通过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和招收研究生进行国防经济学研究，一批专业性期刊开始出版，大批学术专著涌现，学术年会也逐渐成为学术交流、学科建设的常规活动。 该时期的学术研究是继20世纪80年代前后几场现代局部战争、高技术战争深入发展、新军事革命思想提出后，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基础上全方位推进的，在军事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经济资源的配置、军品属性等理论方面，以及在军费理论、军工经济与军品采办和军品贸易理论与实践、海权论、国防动员理论、军事人力经济学问题等方面有很多论著。 该阶段，国防经济学研究手段出现较大差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手段的理论型国防经济学和以数量方法为基础、重视实证研究的当代国防经济学都有所发展，而且两种理论体系进行了多方面学科对话，对于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以及学术体系的诸多建设问题提出了种种方案。 这一时期又可分成1986～1993年的稳步发展期和1993年到20世纪末的学术活跃期两个阶段，其标志是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前的国防经济学在方法、对象和内容诸方面，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其后随着当代经济学方法的引进，出现了向当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趋势。 (三)21世纪以来国防经济学转型严格意义上的国防经济学转型，发生在1985年学科建设正式开始后，只是其被明确提出是在21世纪之初。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国防经济理论，为我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国防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要求运用数量分析等工具进行研究直接推动着当代国防经济学发展，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运用较为规范的研究假设、模型构建、科学计算、实证验证等研究程序，并推广到一般，即从以往既重视归纳式研究又重视演绎式研究向重视演绎研究模式转变。 而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当代国防经济学更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学科新体系，如研究军费及其效率等资源配置问题等。 在研究内容上，更加重视建设现代国防经济学科体系，把威慑、规避战争以及战争的爆发与终止，战略影响、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等内容列为主要研究内容，这样，曾经普遍采用的军品生产一消费的研究范式，开始向研究战略、战争、军费、军品和军人等问题的范式转变。 在此过程中，一批中青年国防经济学家群体正在崛起，如姜鲁鸣、罗敏、武希志、陈炳福、郝万禄等。 当然，国防经济学科的转型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可能还要经历相当长时间。 二、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发展的阶段性上，包括研究方法选择、对象和基本内容等方面，研究范式(即研究国防经济学的一种科学习惯和学术传统)变化是主要线索。 由于国防经济学科的应用性质，学科发展与国防经济现实密切相关，包括国际战略态势变化、本国国防战略演变、军费经济发展、军工经济改革等，都对新中国国防经济学产生深刻影响，是决定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大任务，同时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家园，也成为全民族的主要任务。 1949～1966年的17年，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较为***，军费投入保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步增加，也初步建立了与国防战略要求相适应、与国力基本相适应的国防工业体系。 积极防御战略有效抵御了外敌战争威胁和入侵，取得了国防建设胜利。 这个阶段由于中美互为现实中的敌人和战略敌人，学界把美国战略的变化、军费增长、军事经济相关问题以及断续发生的所谓“裁军”和军事人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方法深入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威胁进行核战争，我国不得不暂时放缓经济建设速度，积极备战，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指导下，采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较多经济资源放在国防建设方面，同时着眼“劳武结合”，建立国防后备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但在经历“***”中的经济停顿后，国防建设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使国家面临严重的外敌威胁。 在此阶段，学界重点转向苏联的战争准备和海洋扩张问题，海权论进入研究视野；而研究方法几无变化，研究内容较为狭窄，其中对于战略对手的研究较多。 随着改革开放和冷战后期中苏关系的缓和，裁军和军转民成为世界潮流，国防资源如何用于民用、国防资源的经济效益成为学界焦点，不少学者纷纷探索经济上的国防问题，直接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科的诞生。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国防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认为，国防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初。 从学科主体来看，西方国防经济学是从研究经济中的战争问题开始的。 当然，苏联国防经济学走的是不同道路，军品、战略中的经济问题是其着眼点，间或也有国防经济效益问题的论述，但是苏联国防经济学更加强调国家在配置国防资源方面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从各个时期学界对美国和苏联国防经济理论的翻译和研究来看，都对我国国防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90年代之前，主要是苏联国防经济理论影响学界，表现在从方法到对象、内容等方面。 在此之后，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因为苏联解体，学术焦点又开始投向西方，西方经济理论引进中国越来越多，运用当代经济学范式的国防经济论文也日渐增多。 除了学术著作翻译和对国外文献的研究产生的影响，冷战后中外军转***际论坛，以及西方院校和我国国内相关院校举办的学术交流，都推动着国防经济学科的国际化进程，而且诸如裁军问题研究亦为联合国所关注。 冷战结束后，各国国防战略大幅度调整，军事和国防资源大规模向民用转移。 美国提出了***即经济安全的论断，并把国防资源投向保障美国霸权地位和维护其全球经济利益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把主要军事和国防资源的多余部分加以销毁，实施军转民战略；我国早于美苏两国国防战略的转变，在1975年***提出军队要整顿、1985年决定裁军100万后，军费大幅度减少，实施国防工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并在1992年做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国防资源的配置手段开始由计划向市场配置转变。 这些新的变化都对国防经济学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学界就国防建设的目标问题、军费的规模、结构与效率问题、军品的性质问题、军工企业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回答。 此阶段，国防科工委资助完成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民品发展战略》、《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高技术产业》等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中***转民与地方经济发展》专题研究。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学会、联合国合作进行了《军转民宏观有效机制和地区发展》、《建立军转***际交流与培训中心》等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外几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对于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进而对于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 战争的起因，显而易见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又是国防经济学演变的主因，为了说明这些战争的经济原因及其内部的联系，学界开始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加以研究，这可视为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起步；还应注意的是，由于冷战结束和各国国防战略的转型，现代化局部战争一时成为战争的主要特征，以往备受冷落的战争经济动员、国民经济动员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并有所发展，国外相关著作开始介绍到国内，研究和平时期的战争准备问题、平战转换的临界求值、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的军费筹集，乃至后来对非战争经济动员问题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一批国防经济学机构相继成立，成为新时期以来国防经济学进步的核心动力。 首先是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建立了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等军事经济学术机构，出版了期刊《军事经济学院学报》和《军事经济研究》，招收培养国防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继有国防大学成立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出版期刊《中国国防经济》，并在2004年出版年刊，承担大量高层研究课题和学科建设任务，同时地方多所大学相继建立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等相应学术机构，学术空前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 实际上，国防经济学方法离不开经济学方法的创新，这一点我国与西方不同，因为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更多由一般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方法加以研究，而我国国防经济研究最早却是从军队院校开始的，往往是研究军事和国防问题时，需要解决一些经济问题。 从学术发展历程看，国防经济学方法往往滞后于主流经济学，如较早发表的有关经济数量方法的文章是在1964年，直到1987年前后被重新提到，当年第9期《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组“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讨论”的文章，此后数量方法和数理模型才被国防经济学研究所普遍采用。 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看，“在国防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诸多贡献中，对现代经济学基本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博弈论领域；而对现代经济学基本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冲突理论的提出”，在我国，国防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可能主要在于扩大了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在方法上更多是把经济学原理推广应用到国防经济研究领域。 1993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国防经济学的演进推动力巨大。 无论是从一般经济学刊物，还是国防经济学专业期刊，或者是有关研究课题，所探讨的国防经济问题范围更宽、深度更深，表现出了与经济学理论同步发展的前沿性，其重要表现之一是许多以往无法度量的问题，开始用计量方法加以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如军费预算的PPBS制度研究、军事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军费分配结构的定量分析模型优化问题等，研究以上问题需要大量数据和经济学模型，这些任务只有受过当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才能高质量完成，随着越来越多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开展国防经济学研究，直接推动了国防经济学发展。 例如，《中国国防经济》年刊历年所发表的专业文章中，基本上都是运用经济学模型的论文，即使是国防经济史学文章，也采用了规范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上表现出与以往的些许不同。 政策研究也取得很大进步，本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毛泽东屯垦思想及其对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国防经济运行与管理》、《高技术战争经济论》等课题研究。 总之，近60年来，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演进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变化、与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发展、与国家实力增强，以及与经济学术进步息息相关，战争形态的发展也推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进步。 以上发展往往立刻反映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中，显示了国防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特色，也反映了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国防经济学，并把理论研究与国防建设现实紧密结合的扎实学风。 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对于国防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应当承认，历史的机缘使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较为曲折，但改革开放后学术成就斐然。 (一)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整体上看，表现为阶段性、动态性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并且较为滞后于主流经济学相关学科新中国国防经济学阶段性特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周期是吻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息息相关，尤其与主要国家的军事战略变化高度关联，这是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地方，但是60年学术经验表明，国际因素对国防经济学的影响显然服从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因而本土特征是国防经济学的主要因素。 但是，从不同时期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看，学术研究往往立足国内现实，对于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对本国的影响做出合理推断与解释，以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要求和本***事战略要求。 而从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动态性上看，国家的大事件或者国内形势的变化，往往对理论研究造成现实需求，围绕重大事件的研究在特定时期较多，一旦大事件影响式微或者出现新因素，学术对象就会出现根本转向，这种状况对于学术正常发展和学术积累造成负面影响。 再从发展的不均衡性上看，表现为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的比例不均衡，对策研究过多，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受到忽视，不断出现学术断层，如对于“增殖型国防”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学科建设初期就已开始，但是直到2005年前后还有学术争论，这说明那场争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当时并未解决。 不均衡性还表现为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学科发展的不均衡，从国外的学术经验看，国防经济学更多的研究者是学术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我国，国防经济学的重镇在军队，尽管进入新世纪后地方院校学科建设发展很快，但是学术梯队的形成、学术领域的科学拓展，其投入与产出周期都会较长。 如果从国防经济学科本身发展的滞后性上看，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上的落后，这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即国防经济学本身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得较晚，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研究范式处于转型之中，旧范式的影响仍旧很大，新范式并没有获得共识。 (二)改革开放后国防经济学发展表现出跳跃性、平稳性和连续性特征所谓改革开放后国防经济学的跳跃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上，更多院校投入力量建设国防经济学科，更多教材翻译引进和编纂出版，更高培养层次不断出现。 而学术发展的平稳性和连续性，则来自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国际战略态势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进步等有利因素，对于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追求***与效率的大前提下，学术的发展与分化，观念的不断进步、视野的不断开阔，学科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融合，都带来了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飞速进步。 (三)新中国国防经济学表现出与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趋势直到21世纪初，我国国防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所谓范式转型问题刚刚提出。 无论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来自经济学界，或者来自国防理论界，或者来自历史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其研究对象大抵脱离不了国防问题和经济(史)问题，所存在的差别无非视角或者工具运用，但是研究对象的本质是一致的，并不因表述不一致出现相反的结论，不同视界下的结论只有相互补充意义，所以，不同学科在一种学术语言下交流，障碍会越来越少，而这正是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趋势，它表现在众多成果中，所谓学术转型或者范式转型就是这个道理，也是指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并形成普遍接受的范式。 综上所述，新中国国防经济学6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为国防经济理论发展、为国防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受到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防与军事发展战略、社会整体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影响，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相一致，新中国国防经济学表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新世纪的国防经济转型及其与主流经济学的不断融合，将为国防经济学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这样~~~行不？

伟大的历程庄严的使命读后感??

怀着对祖国的崇敬之情，我认真地读完了此书，不禁令我感慨万千。 爷爷也曾当过兵，打过仗，从小，他就告诉我，是伟大的共产党使我们拥有现在的美好生活，还告诉我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南通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受了长期艰苦、复杂斗争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南通地区牺牲的区、营职以上干部100多人，基层干部、战士和民兵近4000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南通抗日军民正是以自己的血肉，胜利地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而那时年幼的我，并不能体会到爷爷的心情，只知道是中国共产党让我们拥有了现在幸福的生活。 每到日落西山，太阳在大地上洒下最后一缕光辉时，我知道是党的阳光照耀着我成长，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记得当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五星红旗是伟大祖国的国旗，红色是最美丽的颜色，我们的国旗和红领巾都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从那以后，每次当国旗伴随着激昂的国歌冉冉升起的时候，我都会不禁肃然起敬，满怀敬意，充满自豪。 我知道，我会在党的阳光的沐浴下度过幸福、充实的每一天。 后来，我在生活中渐渐亲身体验到祖国的繁荣与伟大，而现在，读了此书，我才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备招列强蹂躏的国家，今天终于彻底站起来了。 是中国共产党，给灾难深重的祖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是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真正走上了独立、富强、民主的康庄大道。 是她，唤醒了中国这头东方雄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更是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记得小时候，食物还很单调。 几年过去，不但花样繁多，人们还讲究起了营养搭配，绿色食品。 过去的所谓“四大件” 、“三转一响”人们早就不屑一顾。 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村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小轿车。 看着家里的老黑白照片，现在再来找找当时的一草一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一条条现代化的铁路、高速公路遍布神州。 听爸爸说：在1971年时中国重返联合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国两制”政策顺利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洗刷了百年的耻辱……各个领域捷报频传，中国的地位越发重要。 这些让我明白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政党的领导，慢慢的，心中的崇敬之情愈发增强。 中国是不断发展的。 党是灯塔，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党是旗帜；引领着我们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迈进。 现在，我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我知道，共青团是党的少年先锋组织，我应该为党尽自己的一份力，除了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我还要努力学习，用最优异的成绩报答党，为以后建设更强大的祖国而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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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奥运报纸媒体的一些总结要点，包括云南报业，可以参考。 共赢奥运 传播奥运 对于奥运报道，媒体都开展了大量活动。 从主题上看，云南媒体围绕“共赢奥运，传播奥运”这一主题，就“迎接北京奥运，共享亚洲盛事”、“深化互利合作，构建和谐东亚”、“媒体合作：聚焦奥运，报道奥运”等议题展开。 相互协作将奥运会新闻最迅速、最准确、最全面地向云南、中国，以及亚洲地区人民传递，让他们共享奥运赛事的欢乐。 * 北京奥运，为各地媒体提供合作契机 北京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事，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亚洲各国人民，属于世界各国人民。 云南以及各地媒体组织的各项活动，亲身抒发中国人民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诚实践，体现中国人民期盼奥运、参与奥运、奉献奥运的精神风貌。 报刊媒体之间不断加深互信理解和交流合作的现实要求赋予了我们媒体一种崇高的责任与使命，也为云南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 北京奥运会为云南以及全国媒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围绕北京奥运报道中的合作方式与途径进行了各种交流，创造出进一步加强相互报道，开展务实合作的共识。 * 资源共享，提高奥运报道效率 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各地媒体间的奥运报道竞技也各显神通。 不可否认，本届奥运会将中国的传统媒体推上了世界媒体的中心赛场，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报刊等传统媒体代表从推动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牵手新媒体以及力争特色报道等角度，在这场激烈的新闻大战中展现风姿。 《人民日报》教科文部副主任、体育组组长刘晓明曾指出，北京奥运会报道将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是激烈。 媒体大战的激烈程度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见一斑。 比如，新华社拥有284个注册记者采访名额；美联社提出将把视角从美国运动员和美国人感兴趣的比赛项目拓展到对整个奥运会作全方位的报道；朝日新闻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后，就调派专门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到北京，提前两年蹲守报道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动态。 ” “第二个特点是集中。 ”刘晓明说，北京奥运会共设28个大项目、302个小项，在项目设置上是历届奥运会最多的一次，也有望成为奥运会历史上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一届。 在这样高度集中的赛事安排下，奥运会眼球效应在全世界范围都将首屈一指。 第三个特点是拥挤。 奥运会堪称一场全球规模的媒体会战。 在举办奥运会的17天里，全世界绝大多数有影响的媒体都将集中在北京。 据统计，北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人数为人，而预计注册记者人数为人，还有超过1万名非注册记者。 “平均3名记者‘围堵’1名运动员，奥运报道空前拥挤。 ” “第四个特点则是技术。 ”刘晓明表示，奥运会报道的时效性要求，使得媒体对高科技装备的依赖性很高，奥运赛场也成为媒体新技术的练兵场，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全球各路记者在报道手段、器材不断升级的同时，奥运报道的质量也在提升。 刘晓明坦言，在这如此激烈的媒体大战中，《人民日报》有长处但同时也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我们参与报道的骨干记者有多人采访过五六届奥运会，这在中国媒体中是不多见的。 其次，我们拥有遍布全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国际记者网络，这也是许多平面媒体所不具备的。 此外，媒体资源比较丰富，拥有主报和20多家子报刊，特别是人民网，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网络媒体中已经具有很高的立脚点。 但同时我们也面临困难，采访名额有限，只拿到26个采访名额。 在采访资源方面，如果将《人民日报》的奥运报道置身于全球范围审视，就会发现我们的资源其实还是十分有限的。 比如，中央电视台握有转播权，还有网上视频的独家报道权；新华社记者队伍庞大，在国际奥委会各个层次中都有熟悉的人脉；《中国体育报》属于国家体育总局，他们和运动队伍非常熟悉。 ” “与各具长项的兄弟媒体相比，我们报纸媒体确实需要进一步开掘和建立自己的新闻资源。 ”刘晓明表示，媒体面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面对奥运会全球范围的媒体大战，必须知己知彼、准确定位、抓住机会、积极探索，只有明确形势、扬长避短，才能确定正确的战略，出色完成任务。 他举例说，《人民日报》以及所属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京华时报》、《环球时报》、人民网都有着不同的受众对象、报道形式和报道风格，在奥运报道中，充分调动各自的积极性，发挥其特长，资源共享、信息互补，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打造立体、互动、全方位的报道格局，《人民日报》的奥运报道充分提高报道的效率，在激烈的新闻大战中取得出色成绩。 * 特色报道，让奥运报道出彩出新 “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的版面设置要充分体现东道主第一大报对这一盛会的高度重视。 ”刘晓明表示，做出出色的奥运报道，除了要做到扬长避短、形成合力外，还必须拥有自身特色。 刘晓明说，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拿出8至12个版推出奥运特刊，在报道内容和报道思路方面也有所创新。 比如，推出“奥运快评”板块，请各方面的资深专家就奥运会话题、热点问题撰写有深度、有思想、文字精彩的评论，成为《人民日报》奥运报道的特色和亮点。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何侃也曾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报纸媒体赢在突出奥运报道的特色和亮点上。 他认为，由于地域特点所致，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在奥运报道的资源和规模上都无法与发达地区的媒体相比，因此，他们贯彻了结合云南实际和云南特点，出彩出新，增强贴近性的报道思路。 何侃介绍说，中国参加奥运比赛的选手很多都在云南的高原训练基地训练过，于是在报道中抓住云南高原训练基地这个优势，很好地突出了云南的特色。 “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优势和运动员整个情况联系起来做报道。 ” 此外，何侃表示，与电视和新兴媒体相比，平面媒体在报道奥运会这种动态的新闻事件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版面中突出新闻特色是平面媒体着力解决的新问题。 “下工夫，在有限的版面上传递有效信息。 一句话，就是突出亮点，在新闻事件的追踪分析和解读上下工夫，加强对重点赛事的关注和前瞻分析，提供电视画面上看不见的赛场赛事，背后鲜为人知的新闻。 ”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王宏特别总结，为宣传报道好北京奥运会，突出天津特色，津报集团整合资源、全力备战，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筹备工作。 比如，整合《天津日报》、《每日新报》、《城市快报》、《假日100天》4家报纸的采编、排版、印刷以及发行资源，统一出版了一份奥运特刊，向读者提供奥运会全面、翔实、迅速的报道。 奥运特刊随这4份报纸集中上市，日发行量超过百万份。 5月8日奥运圣火珠峰传递当天，集团不仅派遣记者赶赴西藏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在火炬手成功登顶后不到3个小时还出版了第一期“奥运特刊号外”，第一时间将喜讯传递给读者。 成为奥运期间报道的重要模式。 * 名额有限，地方媒体入联盟弥补不足 “奥运会给各媒体的采访名额都会有所限制，作为地方媒体，对我们的名额限制更多一点。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副总裁黄平表示，地方媒体在名额受限的情况下寻求报道突破，想办法加强合作，实现共享共赢。 黄平介绍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日报、晚报、都市报都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各报以联盟的形式弥补采访资源的不足。 比如，《重庆晚报》加入了“中国晚报奥运联盟”，《重庆商报》加入了“TOM28+1奥运报道联盟”和“网易2008奥运联盟”，《重庆晨报》加入了“捷报奥运联盟”。 “实际上，对于通过加入联盟来弥补采访资源不足的想法，我们一直有所实践。 ”黄平举例说，希腊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期间，《重庆晨报》派出一名记者前往希腊，采访结束后，出于成本的考虑，一些国家的媒体都放弃了境外传递站点的跟踪报道，而转为采用通稿或者网络上的稿件，而“捷报奥运联盟”的成员陆续奔赴各自的站点，让各成员单位的站点都有让同城对手望而兴叹的独家稿件。 “这是一个经验，可以提出来让大家共同分享。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单个个体集结成强大的团队，使联盟成为一个小的通讯社，为报纸提供优质的内容。 ”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每日新报》也是“捷报奥运联盟”的成员。 王宏在表示，通过紧密、高效的合作机制，在奥运报道现场都可以看到津报集团及“捷报奥运联盟”的特派记者，成功完成奥运各项报道。 “《每日新报》的时事评论员还成为联盟国内报道的五大主笔之一。 奥运期间，津报集团及‘捷报奥运联盟’有超过300人参与奥运报道。 ” 王宏介绍，津报集团共获得北京奥运会6个注册记者名额，这在中国所有地方报业集团中是最多的。 天津作为奥运协办城市，津报集团还获得13个天津赛区注册记者名额，这在天津地区也是最多的。 此外，在北京奥运会新闻中心派发的记者名单中，津报集团获得10名非注册记者名额。 尽管如此，王宏认为，在奥运期间与其他媒体进行交流合作仍然至关重要。 据他介绍，津报集团目前已与《人民日报》等国内权威媒体签订了具体的合作协议。 何侃在总结中，从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的情况入手，强调了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据何侃介绍，作为一家省级报业集团，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在今年的奥运报道中，努力探索三个层面的合作。 一是继续加强加深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的全面合作，获得中央新闻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二是首次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签订奥运报道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利用京报集团承办奥运会刊的独特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互利合作；三是与上海、天津、青岛、秦皇岛、香港等奥运分赛场所在地的省报集团或有关媒体达成合作协议，开展系列合作。 “面对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以及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压力，传统媒体间开展合作交流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合作交流，传统媒体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发展思路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国内外传统媒体合作交流的舞台，我们打破了传统的低层次合作模式，探索更新、更高的高层次全面合作模式。 通过扎实有效的合作，我们实现了把自己的奥运报道做好、做精、出新、出彩的目标。 ” * 享受共赢，传统媒体牵手新媒体 “出色完成奥运报道，是加强报纸与互联网、手机报的互动合作的成功，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黄平认为，网络媒体的海量和快速是非常大的优势，可以弥补平面媒体的不足，因此，平面媒体与网络合作是一个趋势。 黄平介绍说，我们的奥运最新战况，向30万手机报用户同时发布，起到了第一时间让大家了解战况的作用。 “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要通过手机报、互联网快速反应。 我们刻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让大家真正享受到了奥运会的快乐和共赢的局面。 ” “奥运特刊推出了‘心心相连’栏目。 ”刘晓明介绍说，《人民日报》在奥运期间将利用互联网增强报纸与广大读者、网友的互动和服务。 王宏表示，津报集团的门户网站——津报网利用奥运专题频道网页，在奥运期间突出报网互动，运用聊天、论坛、博客、视频、音频的全媒体模式打造了一份24小时即时滚动的奥运网络报。 何侃介绍说，云南省年初将政府新闻网站划归到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由集团承办的云南省政府新闻网站——云南网也在5月20日正式开通，集团搭建《云南日报》、《春城晚报》和各系列报刊与读者联系的网络大平台，在奥运期间充分实现了报网互动。 “在奥运特刊言论专栏开辟之际，我们还刊出读者通过网络、短信发表的观点。 《云南日报》、《春城报纸》再加上云南网，最大限度地覆盖4500万云南人。 ” 奥运期间牵手新媒体并不仅仅是平面媒体。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奥运频道副总监岑传理介绍，奥运期间，中央电视台除利用奥运频道以及第一套、第二套和第七套节目对28个大项、38个小项、302块金牌进行全面的跟踪报道外，还利用高科技开通HDTV高清电视，利用网络技术在网络上直播比赛。 “这也是奥运史上第一次网络直播比赛，与电视的稍纵即逝不同，观众可以随时点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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